本文来自于苏珊·皮尔斯所著《博物馆、物件与藏品：文化研究》一书的第一章“博物馆、物件与藏品”（Susan M. Pearce. Museums, Objects and Collections: A Cultural Study[M]. Smithsonian Books, 1993:1-14）。本书既是苏珊·皮尔斯博物馆藏品研究的代表作，也是20世纪80-90年代批判博物馆研究的代表作。而本书第一章相当于一篇导论，它既为我们定义了一系列关键概念，例如博物馆、物件和藏品，也为我们呈现了皮尔斯自己的理论来源，例如来自胡塞尔现象学传统的伊瑟尔的接受理论，来自索绪尔语言学传统的结构主义交流分析，以及马克思的理论和剑桥物质文化研究学派。而且，这一章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本书乃至皮尔斯更广泛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框架：从博物馆、物件和藏品的本质与历史（皮尔斯给出了自己的博物馆史框架），到博物馆藏品的管理、研究和展示过程（这相当于彼得·冯·门施的PRC框架），再到作为功能性人工制品、象征性结构和历史证据的物件（我们最为熟悉的皮尔斯藏品研究的三种视角），最后到藏品意义建构的方式（来自于现象学传统）。因此，这篇文章以及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藏品研究、皮尔斯的理论观点很有帮助。

当你观看一件人工制品时，你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思想。

（加拿大纽芬兰博物馆（纽芬兰和拉布拉多政府）人类历史藏品展，展区主题标签）

引言

对于现代欧洲及受到欧洲影响的世界来说，博物馆是其文化模式的典型组成部分。博物馆的具体数量很难判断，但欧洲至少有13500座，其中英国可能有5000座，世界其他地区大约有12000座。博物馆本质上是保存地球人类和自然历史的物证、物件和标本的机构。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是世界上藏品数量最多的博物馆之一，拥有大约6700万件标本，而全世界的标本总数肯定达到数亿件。所有这些博物馆藏品都是由收藏者（其中一些人也是研究员）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地聚集起来的，他们的藏品最终进入了一个收藏博物馆中，由博物馆工作人员进行研究和阐释。博物馆、物件和藏品是这个文化三角形的三个面，每个面都向世界展示着不同的特征，但又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本书的目的是探索这个三角形的本质，以及它的文化和社会意义。

下面将对这些观点进行详细论述。

现代欧洲的博物馆

尽管事实上收藏的习惯可以追溯到欧洲的史前时代，“博物馆”这个词也来自于古典时代的过去，或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都聚集和展示物件（参见Clunas 1991; Yamaguchi 1991; Goswamy 1991），但广义上讲，博物馆作为一种现代机构大约诞生于15世纪中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和宫廷，并从那时起在欧洲继续以线性的方式发展，与所有其他具有欧洲特色的机构一起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那些愿意的人可以在定义制定的灰色迷宫中游走，但我把以下观点作为一个简单的出发点：在过去和现在，博物馆（或美术馆）都是由其藏品（无论多少）以及与这些藏品有关的广泛的机构目的构成的，这种机构目的可能是通过建筑（整体或部分）、工作人员（不一定是有酬的）、观众以及最关键地，是通过文化观点表达的，这种文化观点既支撑了整个博物馆，反过来也会受到博物馆本身的一定影响。英国博物馆协会1984年通过的定义简洁地表达了这一点：“博物馆是一个为公众利益收藏、记录、保存、展示和阐释物证及相关信息的机构”（Museums Association 1991: 13）。我们应该记住，私人博物馆和公共博物馆（在“向公众开放”的意义上）之间的界限现在和过去一直都很薄弱，而“为公众利益”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应该被解释为包括对物质领域的知识和欣赏有广泛的贡献。

博物馆是现代欧洲文化表达的一个典型组成部分，尽管欧洲作为一个术语不言自明，但“现代”一词需要更仔细地审视（Harvey 1989; Habermas 1987）。现代欧洲社会的本质和起源一直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Giddens 1991; Jameson 1991; Hall and Gieben 1992），这又导致术语及其详细含义的混淆。总的来说，现代欧洲开始于封建制度的瓦解，并经历了现代性的早期阶段，大约从15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古典现代性的时期紧随其后，一直持续到1950年左右，之后被各种各样的“晚期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取代。称为“晚期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取决于现代性本身是否被视为一种本质上可以变化的状态，或者20世纪中期与过去的决裂是否极端到足以保证一个单独的术语出现。在本书中，“后现代性”或“后现代”将被用来描述当前的阶段，尽管很明显，在博物馆中，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这一术语的直接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当然，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看到的，博物馆理念的进步反映并增强了这种更广泛的文化模式。

现代性是一种复杂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集合体，并逐渐形成了一种趋势。本质上，现代性关注的是元叙事的发展，元叙事即总体话语，通过这些话语，客观现实和永恒真理可以被定义和表达。归根结底，这是基于一种信念——它曾是（was）一种信念——客观现实是存在的，人类作为基本个体分享它，因此也能够欣赏它。这就产生了科学知识和理解的话语，这些知识和理解是通过人类理性对观察到的自然世界现象的加工而达成的，为此，博物馆及其藏品被视为原始证据的主要储存地。林奈的分类法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是典型的元叙事。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与北欧职业道德密切相关的道德立场，它假定存在着一种广泛的犹太-基督教类型的绝对道德价值观（但不一定是基督教神学），这种价值观与勤劳和自力更生的美德联系在一起。而在博物馆中收藏和公开展示的艺术赋予了这些道德品质有形和可见的形式。

同样的犹太-基督教传统也促成了线性时间的概念（与大多数其他传统的周期性时间不同），在17世纪后期，随着牛顿将数学时间视为一条几何直线以及精确计时的发展，线性时间逐渐变为一种历史前进运动和时间顺序目的性的普遍感觉。历史话语是将科学证据转化为人类历史材料的思想的产物，也是对基本个体的信仰的产物。它讲述了通过表达知识和经验的思想而为知识和经验的增长做出了贡献的（大多数）伟人的故事。博物馆收藏着伟人的有形遗物，尤其是伟大画家和雕塑家的艺术作品。

现代世界也是一个事物的世界，一个物件和物质商品的世界。与科学、伦理和历史话语相匹配的经济学话语，是一种生产、消费、信贷和利息相互关联的市场体系，通常被称为资本主义。这其中隐含着对更多商品不断增长的需求，这种需求又不断地自我反哺。现代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商品所有权来定义自己的，无论是在集体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这相应地成为了其最具特征的表达。正如本章开头的摘录所示，在书面文学中，物件和人类一样都在文本中有着平行的生命。作为一种最典型的现代体裁，现代小说中如果没有了物件和人类，就会像现实生活中没有了物件和人类一样不可想象。我们与物件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生产者、所有者和收藏者——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元叙事，因此，我们理解物质文化的尝试以及对它的兴趣本身也是一种元叙事。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在一个以物质为导向的商品世界里，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成长和衰老的现代博物馆，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同样是以物质为导向的。

所有这些主张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系是进步（progress）的理念，在这个理念中，历史进程掌握在伟人手中，理性地把握客观知识，利用客观知识改进技术，以及启蒙人的道德品质——良好的判断力、宽容、开明的自我利益——将共同产生一个环境和伦理稳步改善的世界。正如麦卡锡所说：“自现代开始以来，科学技术的无限进步，伴随着道德和政治的每一步改善，对西方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McCarthy 1984: 105）。虽然有不同的方式，但卢梭、英国的功利主义者和马克思的观点都是这种元叙事。

博物馆在这一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现代的发展，博物馆服务于教育的目的，其力量和社会广度也在不断增强。它们被认为在发展可靠而有秩序的公民方面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当局希望看到的。亨利·科尔（Henry Cole）在1857年的一篇关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前身的文章中写道：

一个工人从他那一两间灯光昏暗、毫无生气的房间里走进这个博物馆，他穿着一件粗斜纹短上衣，衬衫领子稍微修剪了一下，身边跟着他的三四五个同样穿粗斜纹短上衣的孩子，妻子戴着她最好的帽子，当然还有一个用襁褓裹着的婴儿。当他们第一次看到博物馆里明亮的灯光时，所有人都露出了惊喜和愉悦的表情，这表明今晚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可接受的、有益身心健康的兴奋。也许公共博物馆的夜间开放可以为浮华酒吧提供一剂强有力的解毒剂。

（Cole 1884: 293)

语气带有爱护之意，虽然也有高高在上的意味，但其社会意义很明显。

博物馆在这些典型的现代话语中参与的总和，在文化表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的早期收藏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汇集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多的博物馆是在18世纪建立、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被越来越多地建立起来，为什么几乎每一个英国城市或大城镇，以及许多欧洲城市，都觉得它们必须有一个博物馆，为什么这么多的资源花费在了建筑上。公民自豪感不是原因，因为我们必须问自己，为什么公民自豪感会以这种形式出现。答案在于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即保存真实的物件、实际的证据、真正的数据，正如我们所说，归根结底，唯物主义的元叙事依赖它们验证。与此相联系的是独特博物馆模式的另一面，即通过将收藏的物件按照特定的模式排列，反映、确认和投射当代世界观，以此来展示、呈现和显示世界和人类的本质。随之而来的是藏品保护、研究和解释的模式，这些模式本身就构成了现代话语的要素。这三个博物馆特征将在本书中进一步解释。

博物馆物件

通过挑选一些与博物馆物件有关的关键词，并仔细研究它们，有助于我们理清思路。用来描述单个部件（piece）、一般意义的多个部件的一组词语包括“物件”（object）、“事物”（thing）、“标本”（specimen）、“人工制品”（artefact），通常作为复数使用的“商品”（goods），以及通常作为集体名词的术语“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所有这些术语的共同点在于，它们指的都是被赋予了文化价值的物质世界的特定板块（lumps），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定义，本书将专门讨论这个定义。但每个术语的含义都略有不同，因为每个术语都来自截然不同的研究传统。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这围绕着词语的适用范围展开。这个问题在哲学思辩和附着于词语的日常意义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断裂。严格地说，具有文化价值的物质世界的板块不仅包括那些能够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离散板块——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事物”或“人工制品”的意思，而且还包括更大的物质世界，景观及其所承载的所有社会结构，受人类影响（大多数已经受人类影响）的动植物物种，动植物变成的现成食物，甚至是对肉体和空气的操纵——而这产生了歌曲和语言。正如詹姆斯·迪茨（James Deetz）所说的一句名言：“物质文化是人类物理环境的一部分，它是由人类根据文化决定的计划有意塑造的”（Deetz 1977: 7）。

这实际上是在说，整个文化表达，无论以何种方式，都属于物质文化的范畴。如果将这一分析性定义按照逻辑进行推论，它可能是正确的。同样正确的是，今天许多博物馆所保存的物质文化也属于这个更广泛的框架，例如铁桥谷博物馆所展示的工业景观。但是出于研究的目的，我们必须设定范围，本书将聚焦于那些可移动的部分，那些“离散的板块”，它们一直构成并且仍然构成了博物馆藏品的大部分，博物馆过去和现在都打算保存它们。

这使我们想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区分“离散的板块”和其他板块的——在我们的意义上，是指构成“可移动的部分”的——是它被赋予的文化价值，而不是赋予它形式或内容的技术，尽管这也是一种重要的价值创造模式。关键的理念是选择，正是选择的行为把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变成了一个物件和一件博物馆藏品。在华盛顿特区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飞行里程碑大厅展出的月球岩石样本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块月球岩石是阿波罗17号任务取回的一块真实月球碎片。这块岩石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它是一块相当标准的火山玄武岩，大约有400万年的历史。然而，与其他许多古老的岩石不同的是，这块岩石被展示在一个类似祭坛的结构中，被放置在玻璃上，并配备了全职警卫和超灵敏的监控设备(至少警卫们是这么说的)。上面有一块牌子，写着：“请小心触摸”。每个人都会触摸它。

（Meltzer 1981: 121）

月球岩石已经变成了物质文化，因为通过它的选择和展示，它已经成为人类价值世界的一部分，显然，每个观众都想把它纳入自己的个人价值体系。

月球岩石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约书亚书》（Book of Joshua）所描述的约书亚命令以色列十二支派从约旦河河床收集并永久设置为过河纪念碑的石头，以及其他所有被有意放置在人类环境中的自然物件。博物馆收藏的数百万件自然历史藏品也是如此，“标本”是我们的习惯用语，意思是从一组中挑选出来的样本。很明显，自然历史标本的征集包括根据当代原则进行选择，脱离自然环境，并与其他或不同的物件形成某种关系（也可能有很多关系）。这一过程将“自然物件”变成了人类定义的物品，这意味着自然历史物件和藏品，尽管像所有其他藏品一样，拥有自己适当的研究模式和历史，但也可以被视为物质文化，并使用这些术语进行讨论。当代认识论的发展表明，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被透明地解读。所有表面上自然的事实实际上都是话语的事实，因为“自然”不是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是历史和社会建构的结果。正如拉克劳和墨菲所说（Laclau and Mouffe 1987:84），将某物称为自然物件是一种依赖于分类系统的设想方式：如果地球上没有人类，石头仍然会在那里，但它们不会是“石头”，因为既没有矿物学，也没有对它们进行区分和分类的语言。因此，自然历史标本就像长矛或打字机一样是社会建构，同样容易受到社会分析的影响。

“事物”（thing）是我们对所有这些部件的称呼中最常见的一个词，它也被用于日常生活中与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的所有非物质事物（matters, 一个同样难以捉摸的词）。“物件”（object）这个词在日常言语和通常使用该术语的知识话语中都同样的含糊其辞。我们使用这些术语的方式，以及这种使用方式对我们集体心理看待物质世界的方式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进一步探讨。“人工制品”（artefact）一词的意思是“通过艺术或技能制造的”，因此这一术语显示了对实物（material objects）构成的狭隘看法，专注于将人类技术应用于自然世界的那一部分，而这一应用过程在创造许多实物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因为和实用技能联系在一起，所以也和“工匠”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人工制品”是一个社会价值较低的术语，相应地，它适用于被认为是卑微的物品，比如普通的桌子和椅子，而不是绘画和雕塑。在本书中，“事物”和“物件”，有时是“人工制品”，将被用来指实物，而没有任何特别的区别，“物质文化”也将在同样的一般意义上使用。

“商品”（goods）一词来自经济学和生产理论的世界，涉及到物质的各个方面，包括它们所设定的市场价值，以及它们与其他类似或不同的商品和服务的汇率。这就是把物质文化作为商品来处理，社会人类学家的工作，特别是道格拉斯和伊舍伍德（Douglas and Isherwood 1979）的工作表明，在价值的社会或文化维度加入之前，对物质的纯经济讨论是多么的浅薄。本书一般会避免使用这个词，除非是专门针对商品方面的物件。

博物馆藏品：一些初步观点

所有的博物馆藏品都有三个共同点：它们是由上一节给出的定义范围内的物件组成的；藏品中的物件来自于过去；它们是由一位所有者或研究员出于某种程度的意图（无论多么轻微）聚集的，他认为整体在某种程度上比部分的总和更重要。

有三点是特别重要的。首先，藏品中的所有物品都具有物件的性质，这一点已经讨论过，并且将在第二章中进一步探讨。其次，只有很小一部分可用的物品能够成为藏品被收藏起来。选择的过程是收藏的核心，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收藏的行为并不简单；它既包括继承的社会观念中关于价值的观点——即价值可能（或不可能）附属于特定物件，并且源于我们一直在讨论的现代叙事，也包括存在于个体个性最深层次的冲动。最后，尽管所有的博物馆物件都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收藏起来的，但只有一部分——绝不会是全部——藏品会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一个建成的博物馆。第二个选择过程是博物馆运作的核心，或者换句话说，博物馆物件通常是通过两次收藏行为创造出来的——首先是通过个体收藏者的选择，其次，博物馆出于审美、历史或科学价值的考虑，愿意接收这些收藏集合。正是在此基础上，博物馆对物质的阐释得以建立。

批判传统

本节的标题有点用词不当，因为对作为一个机构的博物馆、其藏品的性质和物质文化的批判研究（而不是根据其所属学术学科的观点和方法对博物馆物质进行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总的来说，博物馆研究中的批判传统反映了其他相关文化领域的批判传统，尽管直到最近它还表现出明显的落后趋势。

最早的研究范式是传统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所关注的“重要”人物和“重要”藏品的选择，以及由历史证据的常规程序所保证的事实的顺序组合。自19世纪中叶以来，这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博物馆历史和主要收藏家的传记，博物馆和特别展览的目录的稳定出版也应与之联系起来。这些通常是基于学科的，但对我们理解博物馆所拥有的事物及其来源很有帮助。弗兰克·赫尔曼（Frank Herrmann 1972）、奥利弗·英庇和亚瑟·麦克雷戈（Oliver Impey and Arthur MacGregor 1985）以及牛津的《收藏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ollections）对收藏史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当代批判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都为当前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有意思的是，旨在对物件的意义及其与收藏和藏品之间的关系进行批判性阐释的研究范式也始于19世纪，即皮特·里弗斯（Pitt Rivers）发表的观点，他的收藏动力和人类与物质文化的总体哲学联系在一起，其中达尔文的观点被应用于物件，并产生了一种方案：人工制品的类型是根据自然选择的过程一个接一个发展起来的。皮特·里弗斯认为，由此产生的历史序列可以被重建，实际物件可以用来展示不同人类群体所达到的不同文化水平，并说明进步的概念。皮特·里弗斯希望他的收藏在牛津大学的建立可以鼓励发展一个致力于扩展他的想法的研究团体，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人类学的兴趣正在从物质文化的研究转向对田野中整个社区的研究，皮特·里弗斯在物质文化研究方面的宏大设计显得越来越脆弱，而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在华盛顿设置的生活方式展示场景（life-style display scenes）正好是社区研究在博物馆中的匹配。

与此同时，考古学家开始积累大量的博物馆藏品，并得到了来自于皮特·里弗斯（根本上是来自于18世纪生物学）的类型学关系的解释思想，以及来自于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的关于物质证据和人类“文化”之间关系的解释思想的支撑。从概念上讲，物质文化研究和博物馆在本世纪中叶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低迷状态，直到1975年左右，随着本世纪初在中欧、巴黎、莫斯科和北美发展起来的广义上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被应用到它们身上，关于物件意义和如何研究它们的思想才经历了彻底的转变。在英国，乌科（Ucko）关于阴茎鞘（penis sheaths）的著作（1969年）的出版标志着一个里程碑。虽然从阴茎鞘中可以得到的知识是有限的，但伊恩·霍德（Ian Hodder 1982a; 1982b; 1989）和他的同事在剑桥大学所做的关键工作大大扩展了物质文化研究的范围（Miller 1985, 1987; Shanks and Tilley 1987a and 1987b）。

道格拉斯和伊舍伍德（Douglas and Isherwood 1979）、阿帕杜莱（Appadurai 1986）以及奇克森特米哈伊和罗彻伯格-霍尔顿（Csikszentmihalyi and Rochberg-Halton 1981）在传统上仅仅被视为商品的物件的社会意义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北美，物质文化研究的传统集中在英国博物馆界所谓的社会史上，重要的工作体现在施勒雷特（Schlereth 1982）、布朗纳（Bronner 1985）和波丘斯（Pocius 1991）主编的论文集中。1988年，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举办了一场特别关注物质文化及其历史和社会作用的展览：物质世界（A Material World）。从这次展览中产生了一卷题为《事物的历史》（History from Things）的论文集（Kingery and Lubar 1992）。主编们在引言的结尾提出物质文化研究现在已经具备了建立新的关系、发展本质上属于自己的同侪群体所必需的所有智识和情感内容。

当代关于物质文化研究的理念与同样宽泛的后现代思想中关于博物馆、收藏者和藏品的性质的概念相结合，为我们提供了当代博物馆研究的范式：将整个博物馆现象作为社会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元素进行批判评估。这可以和文学理论、媒介和遗产运动内外有关过去的理念相关的类似批判研究（参见Eagleton 1983; Silverstone 1981; Walsh 1992）相匹配。目前，一些中心正在积极进行研究，例如东欧的布尔诺和萨格勒布的大学、西欧的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北美的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Karp and Levine 1991）和犹他大学（University of Utah），其中拉塞尔·贝尔克（Russell Belk）和他的同事组织的“消费者行为奥德赛”（Consumer Behavior Odyssey）中对当代藏品进行的研究应该被特别提到。重要的材料是由数量仍然相对较少的个人生产的，他们的出版作品会在本书中被引用。

分析博物馆性质和运作的批判传统与博物馆工作之间的关系——概括地说，博物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理论立场隐含在每一个行动中，因此，每一个标签的书写或每一个展柜的填充都是一种充满理论的活动，其基础是我们应该努力理解的各种概念立场。但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比这更复杂，因为理论的发展发生在许多模式中，这些模式和工作实践有着不同的关系。

图1.1列出了表达这些关系的一个模型，呈现了一种多个循环同时运行的结构。一个出发点是努力扩展知识和欣赏，这将借鉴过去和现在的解释性哲学，比如那些已经被确定为现代元叙事的哲学，那些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些叙事的哲学，更具体地说，那些与特定作者有关的哲学，比如马克思及其后继者。在这种思潮（climate of opinion）下，将出现以学科为基础的博物馆物件研究，以及对博物馆的历史和性质、藏品和运营的研究；反过来，这两项研究将对思潮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博物馆物件研究在每个学科的知识哲学发展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从而对整个知识产生作用。所有这三项努力都致力于将批判博物馆理论的发展作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并对更广泛的思潮产生影响。

这种批判博物馆理论在具体的博物馆运营层面提供理论支持，包括起草管理计划、制定观众调查和展览大纲。这些内容反过来又是博物馆实践的一部分，体现在实际的人员结构、研究项目和商店运营等方面。从实践经验中得出的经验性理解对博物馆理论及整个思潮都有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种理论模式，所有这些模式都是相辅相成的，都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无缝衔接的一部分。本书正好处于图1.1模型的中间位置。它关注的是作为更广泛的社会理论一部分的批判博物馆理论的发展。

图1.1 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本研究的形式

本研究旨在探讨博物馆、藏品以及构成它们的物件的背后的哲学和文化传统；考察意义是如何在它们之间产生的。它将努力深入到博物馆工作通常划分的传统学术学科背后，并审视博物馆以及其中作为一个整体的物件的性质。它将关注博物馆及其物件产生的历史背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欧洲现代传统的一部分；博物馆如何在批判的后现代凝视中出现；以及物件、藏品和展览的象征意义。它打算开辟一些讨论领域，如收藏的本质、藏品研究工作中隐含的假设和问题、在阐释和展览物件时用来建构意义的哲学立场，以及博物馆面临的后现代困境。在考虑这些事情时，它将借鉴19世纪和20世纪的思想传统和当代批判理论，其主要特征在图1.2中以简单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还将借鉴我自己的博物馆工作经验，以及博物馆所产生的大量文献作品——它们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批判性的。

本研究主要关注的不是博物馆参观的广泛领域，也不是谁去博物馆以及为什么去博物馆之类的问题——在博物馆研究中，这一领域做得（例如Merriman 1991；McManus 1988）比其他大多数领域都要好。同样，它也不关心正式意义上的展览评估问题，这一领域也有优秀的出版作品（例如Miles 1986）。它并不关心博物馆管理本身的问题。也不是对休伊森（Hewison 1987）或沃尔什（Walsh 1992）所写的那种对广泛的当代遗产运动的分析，尽管其中出现了与遗产性质有关的问题。它更不关心博物馆工作或特定博物馆学科研究的性质；具体领域的分析，如考古学或生物学的田野工作，或当代社会的口头记录，都不在其范围之内。本书是在一种充满激情的信念中写成的，即在博物馆中，就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理论和实践是无法区分的：每次我们做出博物馆的决定，我们都是在进行一种哲学行为，这种行为源于文化背景，具有文化含义，我们对这一点了解得越多，对所有相关议题的理解就越有用。博物馆及其藏品是更广阔的社会世界及其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对博物馆的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到一系列重要的更广泛的问题，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做的。

我试着用一种读者友好型的风格来写作，因为我认为神秘化并没有什么好处，但也接受这种方法所带来的过度简化复杂论证的风险。出于这个原因，我经常引用其他特定领域的早期从业者的观点，比如索绪尔或克拉克，他们曾提出一些基本原则。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在一些地方大量使用了具体的历史案例，试图从传统学科材料的混合物中得出这些，但也认识到我自己作为博物馆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局限性。

图1.2 一张显示了19世纪和20世纪 思想传统和批判理论要点的简单图表

为了便于考察，本书是根据广泛的主题安排的，而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线性叙事。第一部分包括导论性的一章（第1章），旨在列出研究参数，描述博物馆在欧洲文化史上的地位，并澄清有关博物馆物件和藏品的一些概念。下一组章节集中于物件、藏品和博物馆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显示博物馆内容的内部结构的本质。这从第2章对物质文化的分析开始，这种分析适用于博物馆内外的大量物件，但也集中于和物件的收藏生命历程特别相关的那些方面。接下来的两章（第3章和第4章）将讨论收藏过程的本质，即从大量物品中挑选出一些物件进行特殊考虑，这里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这种活动的内在或私人原因。第5章讨论了在过去五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博物馆如何通过它们所包含的藏品，它们被对待和安置的方式，它们和公众、知识分子与社会传统之间的关系来构成自身。

接下来的章节关注的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如何在他们所保护的物件的管理、研究和展示方式方面使其具有意义。第6章讨论了藏品研究传统（curatorial tradition），并分析了继承的本质，以及通过记录和研究，通过收藏管理政策，通过作为一种具有自身历史和性质的媒介的展览而产生意义的方式。接下来的三章依次探讨了在研究和展示中产生物件意义的主要理论立场，即将物件视为功能性人工制品（第7章），将物件视为象征性结构（第8章）和将物件视为历史证据（第9章）。

本书的下一部分着眼于博物馆意义建构的含义。第10章考察了（展示中及未展示的）物件和体验它们的个体的两者的主动性作用，并通过借鉴现象学和行为理论分析了这种相互作用的本质。第11章考察了博物馆及其藏品在欧洲资本主义权力经纪世界中的，以及在后结构主义思想对这个世界的虚无主义反应中的基础意识形态本质。最后，最后一章聚合了讨论的线索，并提出了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未来活动中调和过去和现在的方法。

我已提到我的信念，即理论和实践是不可区分的，必须共同发展。本书旨在促进这一发展。我希望它能与整个博物馆界的类似努力——虽然数量还不多，但正在增长——联系起来，以便为博物馆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创造博物馆的文化和批判研究，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并对博物馆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进行适当的补充。

本文来自：博物馆学研究所微信公众号。由张弱难翻译，仅供交流学习使用。